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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将在三方面取得突破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6年08月10日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赋予了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创新的动力。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经济学家要肩负起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历史重任,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推进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创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宏观经济学,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可能在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更加强调改革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的作用;二是更加重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和政策溢出;三是对金融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波澜壮阔的进程和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又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鲜活经验。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国经济制度中的最大特点或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反映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与商的关系中。 

  过去30多年,中国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政府与经济发展如此紧密地融合,政府也努力去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关系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30多年,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帮助之手”。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个别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如果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这种政商关系的终结,那么未来政商关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府官员的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家,如何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经济新常态中的新的重要问题。

  在反腐倡廉取得重大战略性胜利之后,应当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一轮大改革、大调整的激励相容的新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要在纪律检查和法治完善“堵歪门”的基础上,构建新型正向激励体系“开正门”,要构建以新常态阶段所需要的新型政绩考核体系和官员的收入奖励体系,以形成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二是树立新型的政企关系和政商关系,不仅要有中长期的规划,同时也要有短期规划。三是要全面重树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强化党对知识分子凝聚力,别具一格开辟知识分子参与改革和国家治理的新途径。

  其次,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和政策溢出。一方面,目前世界经济仍未真正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还在持续加大。此次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外围国家过度生产所积累起的全球经济风险的纠偏。根据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然而从2008年危机爆发至今,仍还没有看到任何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迹象,任何经济指标所反映出的经济复苏迹象目前都缺乏创新的基础。在缺乏创新基础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则说明针对现存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远没有到位,今后若干年中类似的经济调整还会反复的出现,直至新的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的出现,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的繁荣阶段才会到来。在世界经济摆脱经济危机最困难的时点之后,各国宏观参数的改善将促使各国政府陆续推出危机时期采取的各种非常规刺激政策,从而宣告世界经济步入“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调整期”。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政策溢出效应会越来越强,很难用封闭的宏观经济框架来描述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发紧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的发展问题也会引发出一系列新的世界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商品市场和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不断变化都对全球货币、资本和人才市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国经济的提升可能会引发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所以,世界在关注着中国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有可能会改变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中等收人水平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同时提供了巨大的创新供给,这类情况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最后,宏观经济学对金融规律的认识必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统一的综合理论框架。从理论上看,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相统一的综合理论框架,其核心任务是要系统重建传统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基础,使现代经济运行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金融和实体经济,同时进入理论框架并得到统一和一致的刻画。当务之急是首先必须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即系统地将整个金融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内生性分析框架的核心组成部分纳入分析,而不仅仅只是简单地考虑货币和信贷。这种刻画不仅有助于澄清危机前主流宏观经济学长期存在的各种理论困境,而且很有可能为正在酝酿变革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带来若干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影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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