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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怀念的世纪伟人——周恩来
来源:紫光阁网     2015年05月12日 

  人们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越南爆发过两场战争——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在这两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中,越南都是以中国为大后方的。周恩来总理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担负起支援越南的重任。他把援越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向越南提供无私的援助,直至越南完全解放,实现祖国的统一。

  在此期间,我有幸多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得到总理的关心和爱护。总理的言谈举止、谆谆教导,至今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紧张。过去从来没有见过总理,一见总理就要当翻译,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况且那时我的越文水平有限,各方面的知识欠缺,总怕翻译不好,达不到总理的要求,心里压力很大。我给总理当翻译既高兴又害怕,我战战兢兢的样子,总理看出来了,就问我哪里学的越南文?什么地方人?这一发问,总理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使我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在同客人谈话中,总理讲到唯物辩证法,过去我没有译过这个词,一下子把我难住了,总理就用通俗的语言向我解释,唯物辩证法就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事物,并直接用法语向客人说了这个词,客人听明白了。总理帮助我解决了翻译的难题。在客人走后,总理对我说:“当翻译不要那么紧张,要沉住气,要刻苦学习,多掌握一些知识,多掌握一些词汇,以后才会有进步嘛。”总理这几句话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给予我很大鼓励。

  在那以后,我给总理每当一次翻译,都会学到许多新的东西。“越南南方共和”刚刚诞生的时候,这个词中文怎么译法才准确我没有把握,有的译为“越南南方共和”,有的译为“越南南方共和国”。总理让我把英文、法文、俄文的译法拿出来对比,并查问每个越文字的意思。后来,他在会见越南大使时又了解用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总理决定按照越文的本意正式译为“越南南方共和”,同英文、法文、俄文的译法不同,这就从政治上支持了越南的立场。就此,总理对我说,翻译要注意提高政治水平,政治要强,才能做好翻译工作。

  在反对美帝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是总理在祝贺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取得成功招待会上讲的一句话,坚强有力,鼓舞人心,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当时是我做的翻译。越南总理范文同听后对周总理说,这句话讲得很好,很有受鼓舞,越南文翻译的意思出来了,但句子的排列不如中文那样坚强有力,稍加改动就好了。随后,总理嘱咐我按照范文同总理的意见把译法改了过来。

  日本的人名、地名,对非日语翻译来说比较困难。有一次给总理当翻译,总理讲到太平洋战争和山本五十六,可是“山本五十六”这个名字我翻译不出来,经总理提示,问题才得以解决。后来,总理交代外交部亚洲司编写《常见日本人名、地名手册》,供非日语口译的翻译使用,并要求大家熟记。从此,翻译日本人名、地名的难度大为降低。

  总理不懂越南文,但他注意听翻译的语音、语调,观察翻译的表情。我有时译得不顺畅,总理就问是不是译全了?有没有听不明白的地方?有时他重复一下关键的句子,帮助翻译能够准确地将他的意思表达出来。在同客人的谈话中,总理不时会讲到很多数字。我国同越南的计量单位不同,换算起来很麻烦,但是总理对数字反应灵敏,换算很快。当我还在思考怎么译时,总理就已经换算完了。总理过人的才智令我折服,但同时我也感到愧疚。这本应是我的职责,怎么能让总理为我分心呢?这以后,我下定决心强记各种数字的换算,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

  总理对翻译人员体贴入微,帮助解决难题。我曾多次给毛主席当翻译,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讲的问题又很深奥,有时我没有完全听明白,总理就给我重述一遍并加以解释;我翻译的声音大了,总理就会提醒声音放小一些;主席讲话的段落长了,总理还会提醒主席等翻译译了再继续讲。这样一来,我翻译就顺当多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1969年9月,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总理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总理预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会参加吊唁活动,所以在吊唁活动结束后当天就返回了北京,以回避同柯西金碰面。后来,越南为胡志明主席举行国葬,我国派出由李先念副总理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吊唁,柯西金本想同李先念打招呼,未成。于是通过越方向中方传话,希望在他回国途中能停北京同周总理会晤。当时,我作为代表团的翻译,越方向我谈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此事政治性很强,事关重大。尽管中央有回避见面的指示,但我无权耽搁;此时又想起总理曾多次教导我们“政治要强,才能完成好任务”,于是我立即向李先念副总理报告。最后中央决定同意总理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这次会晤缓和了中苏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也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从这件事情中,我更体会到总理教育对我的巨大帮助,从心坎里更加敬重总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处在危难之中。进入20世纪70年代,总理身患重病,但依然继续担负起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重任。他同越南领导人见面和会谈的次数是最多的。双方谈话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越南战争的形势、对敌斗争的方针和战略战术、谈判的斗争方针、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后勤物资供应、中苏关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谈话的时间有时长达四五个小时,直到深夜。谈累了,总理就用热毛巾擦擦脸,提起精神又继续谈下去。总理每次谈话都从越南的实际出发,谈得入情入理,说服力很强,对客人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总理为越南人民设身处地着想,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工作,客人深受感动。客人常称赞说,在他们接触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周总理是一位罕见的为越南人民正义事业忘我工作的伟人。

  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总理克服了相当大的干扰和困难。在党内,总理要同林彪和“四人帮”进行斗争,尽力排除他们的干扰,同时要耐心纠正我援越部队中一些极“左”的做法,如在越南散发毛主席语录、纪念章,在驻地外面树立语录牌。此外,还要劝说红卫兵不要干扰援越物资的运输等。当时,经常有越南领导干部取道我国来往于南北越两地,以加强对南方抗美斗争的领导。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总理亲自为他们选择住处并派可靠人员接送,以防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意外。为了更切实有效地向越南提供援助,总理先后派方毅和李强率领学习组去越南和胡志明小道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越南领导人对总理在援越方面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评价说,在困难时刻,周总理是最理解我们的,中国总是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有着中国人民的贡献。

  纪念周恩来总理,回忆当年给总理当翻译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总理从政治、工作、作风、相思各个方面一直对我严格要求,同时鼓励我刻苦学习,不能仅满足于做好翻译,而且要争取有更大的进步。正是总理的谆谆教导,使我能够完成肩负的使命。总理的恩情,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注:作者是越南归侨,曾任外交部亚洲司越南文翻译、副司长,中国驻塞内加尔、老挝、缅甸大使,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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